大气环境与经济

环境保护部部长周生贤２２日受国务院委托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当前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进展情况时如是说。

周生贤说，２００８年，全国２３．２％的城市空气质量未达到国家二级标准，城市空气中的可吸入颗粒物、二氧化硫浓度依然维持在较高水平。我国城市大气环境形势依然严峻。

他说，我国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大城市群占全国６．３％的国土面积，消耗了全国４０％的煤炭，生产了５０％的钢铁，大气污染物排放集中，重污染天气在区域内大范围同时出现。在辽宁中部城市群、湖南长株潭地区以及成渝地区等城市密度大、能源消费集中的区域也出现了区域性大气污染问题，呈现明显的区域性特征。但目前城市大气污染治理尚未建立有效的区域空气联防联控机制，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区域和城市的大气环境问题。

周生贤说，灰霾和臭氧污染已成为东部城市空气污染的突出问题。上海、广州、天津、深圳等城市的灰霾天数已占全年总天数的３０％－５０％。灰霾和臭氧污染不仅直接危害人体健康，而且造成大气能见度下降，看不见蓝天，使公众对大气环境不满。我国目前的空气质量评价指标仅包括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和可吸入颗粒物三项污染物，尚不能完全反映大气污染的实际状况，使空气质量评价结果与公众直观感受不一致。

周生贤说，煤炭在我国能源消费中的比例在７０％左右，是大气环境中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尘的主要来源，煤烟型污染仍将是我国大气污染的重要特征。２００６年到２００８年，我国煤炭消费量增加了６亿多吨，其中火电行业增加了４亿多吨。预计到２０１０年二氧化硫排放总量仍将达２２００万吨左右。

他说，我国的机动车污染问题更加突出。２００８年，我国汽车保有量超过６４００万辆，汽车尾气排放成为大中城市空气污染的重要来源，使大中城市空气污染开始呈现煤烟型和汽车尾气复合型污染的特点，加剧了大气污染治理的难度。此外，我国目前的车用燃油标准与汽车排放标准还不同步，制约了我国机动车污染防治工作的开展。

周生贤说，目前环境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仍然存在，环境法规和保障体系有待进一步加强。

当环境和经济利益想撞，是牺牲环境换取经济发展呢？还是牺牲环境换取经济发展不可取？

过去二三十年是我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为及时加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尽快形成国际竞争优势，国家在壮大中央层面经济实力的同时，也大力鼓励地方发展工业产能，造成了特有的地区经济竞争格局。在这个过程中，污染严重的落后产能顺势生长。”环境保护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夏光认为，这种以牺牲环境换取经济发展的模式，首先应归咎于当地政府和企业环保法律意识淡薄、片面追求经济利益，但也是特定时期国家发展战略的必然结果。“临沂这样的边缘地区，没有地理区位优势，缺乏技术能力和高端人才，资本积累少，没有能力搞‘高大上’的清洁产业，只能‘有奶就是娘’，以落后的生产方式搞发展。”

以环保倒逼经济发展绿色转型这种以牺牲环境换取经济发展的模式，虽然事出有因，但后果严重，无法长期采用，目前处在转型的时点。正如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在全市大气污染防治部署大会上强调的那样：“靠违法排污、牺牲生态环境牟取利益已经行不通了。要么转，要么改，没有选择余地。”

往哪个方向转？有人说，既然过去靠牺牲环境搞发展，现在就应该停下发展保环境——显然，这种观点难以被大多数人接受，否则就不会发生“临沂之争”了。

经济发展仍然是第一要务，其重要性无须多述。因此，经济发展转型的方向应是环境与经济双赢的绿色循环低碳发展，即绿色转型。”夏光强调。

作为几家停产企业中首家恢复试生产的企业，许多企业真正感受到了环保倒逼的压力。“郑州这次治理大气污染动了真格，我们企业感受最深。我们已经将铁合金、焦化、建材等传统产业链砍掉了一半，取而代之的是新上不锈钢项目。传统的模式已经生产了十几年，即便没有环保压力，也干不下去了。”看着崭新的生产车间，董事长徐明华有种脱胎换骨的感觉。

周生贤认为，“环境和经济之争”表明当前环保工作面临两大命题：一是满足人民群众基本的环境需要（清洁空气和水等）；二是以有限的环境承载能力支撑更大更高的经济发展。“要同时回答好这两个命题，而不是单纯强调环保或经济的需要，这才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要义。”